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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追溯| 百廿武大 花甲华科 历史渊源几何

  • 发表于:2014/6/11 15:28:34 标签:
  •   文| 华科 张光辉 徐伟龙 张笛扬 武大 卢嘉睿 周秋子

      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处荆楚大地,东湖之畔,二者60年来的历史渊源一直都是楚人百谈不厌的话题。

      武大基因“造”华科 华科奋起“追”武大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四分之三的高校卷入其中。在喻家山下的大片荒地上,华科前身华中工学院应运而生。这所中共依靠自己力量组建起来的年轻大学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四校的机械系、电机系和中山大学电机系的电力部分组成。首任校长则由武大教授查谦担任。

      华科建校至今,社会上一直流传着“华科是由武大分出组建”的说法。武汉大学招办主任吴奕在近几年的高考招生中也时常宣称“武汉大学孕育出华中工学院”。但这样的说法也存在争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夏增民就曾撰文表示华科建校时湖大、昌大、广大和中大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武大,直指上述说法的不确切。但没人能否认,华科的诞生确实有着武大的基因。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武汉大学大批学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时任校长李达更是被迫害致死,导致武汉大学在此后14年间无校长。相比之下,处在东湖另一边的华中工学院则是另一副光景。该校相对较好地收留保护了校内一批理工类专家学者,为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华科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在2013级新生入学所进行的校史演讲中更是直言“国家动荡为华工带来发展机遇。”

      文革结束后,两所学校分别在刘道玉和朱九思的领导下快步发展。刘道玉任内推行一系列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大力开展与世界著名大学合作交流,使武大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华科方面,朱九思率先在全国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向综合性大学进行战略发展,使得华科相比同类院校拥有更加强势的文科学系。

      值得一提的是,自华科建校伊始直至90年代末期,先后治理过华科的查谦、朱九思、黄树槐、杨叔子四任校长均是武大校友。

      一脉血缘 不同性格 为何“玩在武大 学在华科”

      武大和华科究竟有什么不同?民间一句调侃语最有说服力,“玩在武大,学在华科”。

      有人相信这是先天基因决定——早期的武大是舞文弄墨的,而华科是开山劈路的。

      然而,武大、华科这两兄弟的不同基因真正开始的选择性表达,却是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位老人的选择。武大成了不断挑战、自由闯荡的新青年,而华科成了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的好学生。

      刘道玉和朱九思,这两位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校长,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领导力,分别带领着武大和华科快速前进。然而,他们选择了不同办学理念,采取了不同方针政策,也最终鲜明地区分了武大与华科的个性色彩。

      有趣的是,化学专业出生的刘道玉为武大选择了开放、自由,而哲学、外语专业出生的朱九思反倒为华科选择了严谨、踏实。探究两位校长改革思路截然不同的原因,需要把历史目光追溯到更远。

      刘道玉1933年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刘家坡。在那个刘氏聚居的村落里,“正大光明、道学长兴、安邦定世、富泽天成”的刘氏祖训深刻影响了年少的刘道玉,他“立志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刘道玉早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先生十分看重背书,甚至把它看成一个学生天资的主要标志。罚站、用戒尺打手心、或用竹棍打脑袋瓜,当年的刘道玉也经受过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日后当他自己身为人师时,便规避这种死板严格的教学模式,并提出“教育的最高原则是教而不是罚”。

      不过私塾教育也给他树立高尚的人生观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私塾先生赐其字叔嘉, 叔表明他排行老三,而其本名中的“玉”乃“嘉宝”也。“一个正人君子,应当做到嘉言懿行”“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远大的理想,是其志可嘉也”。日后,刘道玉证明了他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

      华科校长朱九思,191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 5岁时开始读私塾,10岁那年为进入“洋学堂”特意取了一个学名“九思”。该名取自《论语 季氏》“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实际是儒家人生修养的九个方面,要求言谈仪表、行为举止各方面聪明、恭敬、通达、道义。朱九思成年行世,恰如其名。

      后来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去了浙江大学工作。竺可桢的办学模式中的求实精神、科学精神,对他日后办华中工学院不无启发。

      “大学不谈恋爱没什么可惜的,但在武大不谈就可惜了”,这是武大代代流传的一句“名言”。当年的刘道玉可不这么想。他立志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并决定效仿他终身不娶。但是在大四,“诺贝尔奖牌抵挡不住丘比特之箭”,他和同班同学刘高伟走到了一起。有了这段经历后,刘道玉开始明白恋爱是高校学生的天性,“宜疏不宜堵”。

      刘道玉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他主持武大的7年里,最满意的事,第一件就是贯彻了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他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甚至废除了统一学生作息的夜晚拉闸政策,“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不同于当时的武大,华科不准学生谈恋爱,不准学生跳舞,不准唱“靡靡之音”,不准学生穿喇叭裤,不准男生蓄长发,连女生留披肩发也要管。治校方法上,朱九思则以严厉出名。朱九思对各院系的干部要求相当严格,不仅亲自布置工作,检查工作也十分频繁,重要任务可以一小时两三通电话的去向执行者确认。朱九思常说: “教不严,师之惰。”

      甚至,他还规定要左进右出校门,每天有保安在校门口守着,让那些走错的同学重走一遍。当时的老师同事也比较怕朱九思,书记校长一身二任的他也承认自己有些独断。已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曾说过,中国最有权力的校长是朱九思。“独断与否,主观好坏,关键是要看最后效果”。虽然在朱九思在任时也有所失误,但是总的“最后效果”无疑是让大家都满意的。

      大胆进取、风头甚劲则是刘道玉一路走来的标签。他出名颇早,上世纪60后代在苏联留学时曾任学生会主席,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81年,时年48岁的刘道玉正式成为武大校长,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校长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直至1988年被免职,刘道玉在武大推进7年的教育改革,大刀阔斧,轰动全国。他推动了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在当时领风气之先,首创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至今也认为人所津津乐道。易中天曾回忆他在武大的学习工作经历,是“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

      二老虽然治校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共同拥有高度的前瞻能力,并积极引进人才。

      1970年到1976年,朱九思征聘了当时下放到各个偏僻的农村劳动的教师到华工任教。在知识分子大规模返城期间,他曾经在“牛棚”门口堵着,看见一位优秀的教师出来,便邀请他去华科工作。就这样,朱九思招集了600名新教师。

      在20世纪80年代的华工,朱九思预见了理工结合的重要性,并且在华科创立发展了新闻系等文科院系,为华科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基础。他还极为重视科研,大胆地批评了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认为科研是源,教育是流,大学教育离不开科学研究。

      而刘道玉主持校务的主要突破口是恢复武大法律系。他首先启用刚刚平反的留美法学大师韩德培教授,调整他的住房,将其女儿调来学校照顾他,亲自跑教育部调升他的工资待遇,极大地调动了老教授的积极性。由此,法律系又成为了武大的王牌。

      除此以外,刘道玉还顶着压力请来了被划为右派分子,北大数学大师许宝騄的高足张尧庭,填补了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他专程拜访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促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我国理论物理学学科带头人黄念宁教授,管理学人才杨小凯等人也都受刘道玉之邀请来到了武大。

      仿佛命运的安排,两位校长的离职也是同样的倏然而至,令人毫无准备。

      1984年,朱九思离职,改任名誉校长(当时称“院长”)。这一场离职来得突然,仅有的对原因的叙述也语焉不详。当时的华工坊间盛传,朱九思离职是因为被一位冒充的“高干子弟”所欺骗,导致学校受到损失而黯然离职。

      1988年,刘道玉被免去校长职务。同样,这一免职的消息来得突然,事先甚至未与刘道玉有所商量,一时间全校震动。

      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对此事评论道:“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政治“联姻”破产 武大华科要自由“恋爱”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上述讲话。随后不久,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便决定与省市投资共建九所国家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

      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在《炎黄春秋》撰文提及此事时说道:“当时分管教育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考虑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时,认为大学合并是一条很好的道路,1+1>2。他有一句话,叫‘强强合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铺天盖地刮起高校合并飓风。

      “据我所知,在教育部最初下达的方案中,是将我们学校(华中理工大学)和同济医科大学合并到武汉大学。”朱九思在文中透露的信息显示出政治因素影响着这次的合并浪潮。

      而据《北京晨报》2000年5月报道,武汉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均谈过合并事宜,但由于合并后的校名只能称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的华中理工大学拒绝并入武汉大学,同济医科大学也与武汉大学谈判失败。最终结果是武汉大学合并了其他两所学校,而同济医科大学则与华中理工合并。

      即使政治“做媒”,两所学校也没有走到一起。

      2011年10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路钢和时任校长李培根造访武汉大学,迎接他们的是武大党委书记李健和校长李晓红。两所学校在这一天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互聘教授,学分互认,发挥各自所长,互相取长补短。

      这一次,你情我愿,同城双星共造“汉版常春藤”的历史新页得以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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